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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成瘾：社交幻化与自我迷失 作者：蒋建国 来源：南京社会科学
从2011年以来，微信作为社交媒体迅速崛起，已超越微博成为最受欢迎的社交方式，作为微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圈子文化，微信所创造的“朋友圈”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“微博迷”们的社交和生活方式。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网民而言，如果有一天离开微信，简直是一种严重的心理恐慌。显然，以微信为代表的“微时代”，极大地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时空概念、文化氛围和心理方式，它所创造的新型社交文化，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身体、情感、话语与文化的概念内涵，体现出“微文化”的巨大影响。对于微信社交的自由、平等、随性和开放的优势，已经被不断地放大且形成了巨大的营销效应。但是，关于微信成瘾所导致的社交幻化和自我迷失问题，却鲜有专文进行深入探讨。本文将微信成瘾视为网瘾的一种表现方式，以微信社交功能作为研究的重心，探讨微信成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。 一、微信社交：交流并非意味沟通 按照字面的理解，微信是通过简短的文字进行交流的“信”，是私信、短信功能的扩张，它延伸了互联网的诸多互动与交往功能。随着Web3.0时代的来临，网络本身已经成为“社交图谱”。尤其是多媒体交流方式的发展，使微信交流充满了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的丰富想象。而微信聊天对外部设立界限，使其圈子文化限定在“朋友”的范围之内，让参与者有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信任感。但是，作为Web3.0时代的时髦交往方式，微信既是一种“圈子文化”，又是网络亚文化的重要源头。它虽然属于私人交流方式，却是网络世界中的一种“亚媒介”。其朋友圈可以随时携带各类信息进入“内群”中，微信圈所展开的交流和讨论，仍然与网络公共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微信的“写作”与手写时代的书信有着根本的区别。书信首先是由于地理空间的存在而产生的双方交流，所谓“烽火连三月、家书抵万金”，表达了手写文字区别于复制文化的情感效应。“写信”与“读信”是在特定的情感空间里进行的仪式化“场域”，手写的书信是书写者的叙述、思想与情感的交织，是对特定对象一种空间上的倾诉，并通过书信旅行时间上的差异期待对方的回应与交流，“我”和“他者”在书信交流中存在着情感互动与依恋。字里行间表现了对人物、事件和生活世界的勾连，具有文本的完整性、逻辑性和想像力。而对于“读信人”而言，读信犹如“读人”，远在千里可感知友人过去的思想和生活踪迹。因此，书信和眼泪一直是感情的一种凭证，而见字如见人、睹物思人仿佛也就具有了更充分的理由。②这种时空的回响和情感的互动是书信作为私人交往方式的魅力所在，也是体现手写文本的思想性、逻辑性和生命力所在。 但是，微信虽然在形式上继承了书信的交流功能，却与书信的情感沟通功能有较大差异。首先，微信是一种集体意义上的圈子文化，缺乏对个人的专注和投入。对于那些建立微信圈的用户而言，尽管他们可以通过电话号码、QQ群、群聊号、公众号和社区寻找合适的交往对象。这看起来似乎有较大的交往选择性，但是，从实践层面上，一般人经常联系和交往的圈子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人，而大多数微信号加入的朋友远超过这一数量。由于一般手机用户存储的联系人达数百乃至数千人之多，似乎每个人都抽象成为一个手机号码。对于手机中许多“陌生的熟悉人”的微信邀请，按照许多微信用户的经验，从礼貌的角度考虑，一般不会轻易拒绝。因此，微信号所连结的朋友圈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朋友”，而是交往意义上的“熟悉人”，有些甚至是仅知其名而不知何时见过的“过客”。一位报社老总谈到不设微信号的原因时就很坦率地说，他手机上有近8000个手机号码，许多手机号是工作和业务上的“保持者”，如果建立微信圈，对于那些突然撞入的“发言者”，如果不回信不太礼貌，而回信又“无话可说”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微信朋友圈与现实的社交圈有着较大的差异。微信圈并非完全基于信任而建立的小众社交圈，圈中的“陌生面孔”也并非个别现象。微信圈将社交圈子进行符号编码和再度链接，并没有强调交往的个人属性。相比较而言，“微博是社交化的媒体，而微信是媒体化的社交。”③尽管微信与微博的公共交往有较大差异，但微信仍然是虚拟交往世界中的一个中介和连接点，其点对点、点对多的互动交流方式，与书信用信封限定单一的联系对象有着很大的差别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微信的多元交往方式虽然便捷，也具有“强联系”的社交功能，却难以体现对某个交往对象的专注和情感归属。 其次，微信交往是一种“有限度”和“碎片化”的交流，缺乏完整的文本意义。在网络所建构的“片断主义社会”中，微信具有网络文化“涣散”的一般特征。从表面上看，微信用户可以打破时空的局限，随时随地联系朋友圈的任何人。但是，根据大多数微信用户的经验，微信聊天存在着“选择性交往”的问题。对于数百乃至上千的“朋友”，如果平时缺乏联系，突然向对方发信，无论从意愿上还是在情感上，都缺乏“交往动力”。而既便是偶尔与多年未联系的朋友在线聊天，也会由于“话语贫乏”而难以持续。因此，对于许多微信用户而言，“聊天”并非是随意找人，而需要考虑对方的“回应度”。而进入微信聊天环节之后，互动就显得特别重要。然而，与书信互动由于时空差距而存在思考与记忆的环节不同，微信的即时化互动则是“随意”的交流。由于双方并没有为了聊天而准备充足的“主题思想”，微信聊天往往是“漫不经心”或者“三心二意”的。对于聊天者而言，文字的输入并非是完整的思想表达，而是某种即时性思绪的电子书写。双方在交流时很难集中精力讨论某一主题，往往会随意性地转移话题。当一个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回应，另外一个问题又会凸显，这种杂乱的信息碎片让双方难以深入交流，更难以形成深度的情感体验。而由于片段性的输入和漂移，聊天的文字往往缺乏逻辑关联和系统思维。这种漫不经心的互动很难实现情感上的交融和交往上的“凝视”，加上双方的身心状态和网络情境的差异，许多话题并非出于真实情感的流露，很多情况下往往是“逃避”式的回应。“交流的无奈”是微信交流普遍存在的问题，而这些随意性的文字更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杂烩，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文本。对于“聊过即走”的用户而言，“聊天”仅仅就是“聊聊”而已，那些杂乱的聊天记录根本毋须保留和记忆，聊天内容很快成为瞬间即逝的信息符号，难以在聊天者的思想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。在主题的不断转移中，许多聊天者甚至是在“向微信说话”而已。 再次，微信朋友圈的“分享链接”制造了“共享文化”的虚假繁荣，并消解了微信的互动沟通价值。微信区别于一般网络社交工具的重要功能就是朋友圈的信息共享。微信用户利用朋友圈建立的各种链接，能及时了解圈子内外各种信息，可以说，每个“分享链接”就是一个超级文本。而每个文本则建构一个具体的“事件”，让阅读者能够获得新的信息消费通道。然而，由于每个微信用户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数据库，而圈子里的朋友们将“分享链接”作为主体性存在的重要方式。如果说有些朋友由于种种原因存在“聊天”的困境，而向自己的朋友圈发表信息则享有充分的权力与自由。这些漂移的链接拥有无法计算的即时性指令，信息可以在数亿用户之间通过各种链接进行复制和传播，任意“转发”是任何微信用户轻点手机界面即可完成的事情。而用户利用微信平台的自我展演，则实现了“微时代”人人都是主角的技术跨越。“我”与“他者”都可以随意到朋友圈任意发表言论，展示自己的生活世界，即时性的文字、图片、视频成为书写网络人生的基本方式。如果说“我微信、故我在”是一种新媒体生活方式，那么，“我链接、故我在”则成为微信自我表达的重要动力。而每个链接所具备的评论功能，则为每条信息发布者提供了获得赞赏的机会。在信息“链接”组成的圈子共享文化中，“赞”与“不赞”尽管是阅读者的自由，但是被信息充塞却是无奈的选择。尽管用户也可以遮蔽某些不受欢迎的“闯入者”，但是，却难以逃离朋友圈提供的信息杂烩。当我们进入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之后，情感沟通功能已极大退化，而不自主的浏览却让我们无法“全身而退”。 二、微信成瘾与社交幻化 据《指尖上的网民》在2014年的最新统计，中国网民中，20%的人每天查看100次手机；23%的人生活必需品没有手机会心慌；34%的人起床第一件事看微信。④所谓“早上不起床，起床就微信；微信到天黑，天黑又微信”。这一网络流行语，反映了当下微信热所导致的微信成瘾状况。 由于微信作为社交媒体的特殊属性，微信成瘾则更多地表现为“社交成瘾”，或者说陷于虚拟社交而不能自拔。与传统的SNS社交方式不一样，微信用户拥有真实的身份，对于每个参与者而言，这种身份符号在网络世界的真实存在，对微信用户的网络交往具有一定的规约性。但是，由于微信强调圈子交往的“小社群主义”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实社交的双向性互动模式，尤其是微信聊天群的广泛存在，极大地增强了集体社交的功能。因此，微信对“熟悉人社会”的强调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户对圈子文化的归属感。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指出的“内群认同”，个体能够在内群认同中获得“自我利益”⑤。 这种虚拟的群体交往也折射出现实生活中“集体文化”的缺失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、学习压力的加大，许多人为生计而奔波，社交圈子日益狭窄，生活方式也极为单调，很少与同事、朋友进行深度交流，对于许多深处焦虑和孤独的人而言，打开手机，虽然能找到无数个号码，却难找出几个合适的倾诉对象。这种现实社交的狭窄和无奈，让许多人以“屌丝”、“宅男宅女”自嘲。而微信则从技术上改变现实社交的时空问题，试图让用户随时随地抵达他的交往世界。但是，微信本质上仍然属于网络虚拟交往，并且带有“符号社交”的基本特征。当用户过度依赖这种虚拟化交往之后，就会陷于“他者世界”而茫然遨游。 首先，微信成瘾是对社交价值的一种消解。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必然需求，也是人性的本质体现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被社会接受、“被他人喜欢”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，是因为它们可以阻止孤独感的迫近。⑥朋友是体现自我价值并获得社会赞赏的基本对象。所谓“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”，就是强调人的社会归属感。对于一个正常的人而言，没有朋友就意味被孤立，很难获得无私帮助和精神安抚。因此，获得赞美和认可是正常人的社交动机。但是，微信将现实社交转移到网络空间，试图以“符号社交”代替“现实交往”，以此实现人的交往需求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社交的专注和情感价值。在现实社交中，双方需要用眼神和身体语言表达情感，需要身体与思想的高度统一，需要从内心表达真实的想法。但是，微信社交则体现身份符号与交往情境的矛盾，用户试图联系一个朋友，这个“他者”的交往状态却是不确定的，他也许在工作、也许在应酬，也许根本无心交流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他的网络表达就是一种没有边际的交流应对。而微信成瘾者如果经常寻找交流对象，遇到这种“无聊应对”的概率就更高。其结果是，“我”经常叩问“他者”，“他者”却在进行“无聊”式应对，双方无法进行深度互动，更难以达到情感和思想交流的目的。微信成瘾者打开了一个朋友圈子，却没有打开一个心灵世界。尽管他可以不断地点击不同的朋友符码，但是，交往心理和生活节奏的不同步，极大地影响到微信对话的质量和效果。尤其是对于圈子中存在的大量“陌生的朋友”，会对对方的频繁打扰而心存不安，应付式的交流也只好用“呵呵”体来表述。 其次，微信成瘾会导致“公共价值”的消解。微信强调朋友圈的信息共享，创造了一对多、多对多的信息分享方式，这显然有利于用户分享圈子文化的诸多红利。尤其是一些朋友发来的具有独特性、思想性的文章，会给用户诸多启迪和思考。但是，微信成瘾者则陷入了“信息消费主义”的泥潭，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朋友圈，力图不放过任何一条新的链接。然而，他们是“浏览”而并非“阅读”，他们并不在乎链接的文本价值，而是以“我看过”作为一种“文化资本”。这种漫无目的的消费倾向，导致了他们对朋友圈的“信号”极度敏感，一旦有提醒的标识他们立即投入到浏览的情境之中。事实上，朋友圈提供的分享，除了少部分体现朋友旅游、居家、工作的“生活现状”之外，大部分是转发的时政、育儿、养生、保健、娱乐、杂谈之类的信息，重复率很高，是一种典型的“复制文化”。尤其是所谓的修身养性的文章，初看几条尚有收获，但每天接触到大量所谓的“感悟”之后，其文本的思想性已经被稀释甚至消解。此类所谓的“心灵鸡汤”很难具有教化意义，与诸多其他杂乱的信息一样，仅仅是被浏览的对象而已。既便这样，微信成瘾者却对朋友圈的链接心向往之，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沉浸在飘渺的信息杂烩之中。他们没有预设观看的目的，“浏览”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与一般的上网浏览新闻网页情形不同，由于这些链接经过朋友们的“推荐”，他们从心理上认同“圈子”所带来的信息，而他们进入这样的一个信息共享环节，似乎能够找到一种“社群主义”的存在感。然而，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各类链接的内容，就不难发现许多信息不但重复，而且已广为传播，甚至许多朋友圈的链接文本具有较多的雷同，尤其是朋友圈的相互转发，使任何一条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地流传于无数个朋友圈。由此可见，朋友圈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复制性、随意性、混杂性，很难体现朋友圈“共享文化”的个性。 微信成瘾者每天不断浏览大量的“转发文本”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虚假的消费需求。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读什么，不理解朋友链接的目的是什么，也很少有时间对各种链接进行“点赞”。过度信息分享往往让他们轻松离岸，却无法找到上岸的通道。他们是漫无目的的游荡者，在朋友圈制造的信息杂烩中看到的是“无心之果”。频繁的浏览并不能带来心智的提升、精神的愉悦、身体的放松。相反，浏览越是频繁，他们就越感到焦虑。由于过渡地沉溺于一个小圈子信息，他们往往对朋友圈的文化共享和互补功能缺乏应有的认识，对他们而言，谁在转发，谁被转发的意义并不重要。因为复制和粘贴是通用的工具，到朋友圈里并不是看“朋友”，而是看热闹。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，不断更新圈子里的各种分享信息，比思考信息的价值要重要得多。随着无数链接和垃圾信息的大量累积，朋友圈里的朋友意识逐步淡化，信息共享与互动的价值也逐步消解。 最后，微信成瘾会导致群体交往的失语。从理论上看，微信所提倡的圈子文化与现实生活中的圈子有一定的耦合，但是现实社交重在实际联系，需要双方的身体在场。比如聚会、谈心、互访等等，往往需要双方投入一定的时间和情感，更需要尊重对方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。但是，微信创造的群体交往方式，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实社交的规则，尤其是在“议程设置”上，微信用户的社交往往以“我”为主，“他者”是不确定的多数，“户主”所建构的朋友圈，在交流中处于主动的地位。对于圈子中的朋友，用户拥有选择的自由。而微信成瘾者片面追求这种自由，试图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群文化中始终把握话语主导权。在一对一的交往中，也许朋友圈里的个体会根据情境进行选择性对话。但是，微信成瘾者往往会对积极回应者较为关注，并“及时跟进”，不断制造“话题”要求对方回应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“交往暴力”，“他者”的被动应对即便是心不在焉，也会因此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朋友之间性情不合，便会以各种理由避免见面。但是在微信交往中，“我”把握了交往主动权。对于那些微信上瘾者而言，话题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朋友要“冒泡”，要有人不断来“接茬”。这就造成了微信交往的自我中心主义。然而，这种中心主义并非以“舆论领袖”为标识。由于朋友圈的人缺乏话题关顾，微信成瘾者如何说、说了什么，在一对一的交往中，往往不被圈子里的人所发现，所以，朋友圈的人被视为随意挑选的“陪聊对象”，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互动。虽然朋友圈有无数个体，但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，他就是“主人”，无数被加入到圈子里的朋友，处于被支配的地位。这显然脱离了社群文化的本质，更谈不上民主协商的精神。 微信聊天群与QQ群有类同之处，但看起来似乎更为紧密，以同学、师门、小团体、同乡等为社群符号的各种聊天群，使群体参与变得便捷和多元。由于这些聊天群设立了40人的上限，以此限制参与者的数量和范围。但是，它仍然属于小型的公共文化圈，并为核心成员的多元互动和信息共享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。然而，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，由于许多微信成瘾者对“群聊”极度偏爱，往往利用这一公共平台来体现“与众不同”，经常在群里发表各种意见，提供各种链接，引发各种议题，意图主导小群体的话语权。对于许多群聊者而言，加入一个新的群体，并非要屈从某个意见领袖，而是寻求新的集体交往方式和群体归属感。但微信成瘾者则将群聊作为个人展演的舞台，根本不顾忌群聊成员的感受，任意闯入群中发表各种奇谈怪论，并要求群里的“亲”们及时回应，体现了明显的话语霸权和自我中心主义。这就让许多参与者被“边缘化”，无法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。有些成员由此而中断此类群聊，不再在此类群里出现。而微信成瘾者似乎不顾忌“他者”的观感，仍然不断地挑逗其他人回应，并利用各种机会在不同的群现身，试图强化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。然而，随着此类话语暴力的不断蔓延，许多微信群已逐步丧失了群体交往的功能，参与者不断减少，微时代的“微民主”在现实运作中，受到了微信成瘾者话语霸权的挑战，并导致“小社群主义”的话语危机。
图片来源：Pixabay 三、微信上瘾与自我迷失 微信是以单个用户为中心而建立的社交圈，其目的是利用网络平台实现社交方式的便捷化和多元化，但其社交关系建立在现实朋友圈之上，没有平时的社会交往，网络社交也就没有人脉基础。然而，过度微信不仅使现实交往的频率和动机大为降低，也会使用户陷于盲目的虚拟社交怪圈而无法节制，这种虚拟的社交上瘾行为，不仅没有有效地提高社交活动的质量和效果，反而使社交主体的作用和价值不断地被淡化，形成了“我微信，我茫然”的社交焦虑与恐慌。 首先，微信成瘾者的过度展演导致“表演崩溃”。在现实社交中，向朋友倾诉是一种交往行为的正常方式。而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，他始终将自己当成朋友圈的主角，以自我展演作为主体性存在方式，将微信圈视为自我展示的舞台。因此，他们频繁地进行聊天与转发，并不是为了与圈中朋友沟通与交流，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评论和赞美，以此体现自我价值，他们甚至将微信作为全景式的个人博物馆和剧院，“期待着他的观众们认真对待自己在他们面前所建立起来的表演印象”⑦，他们努力展示自己的生活世界，不放过任何可能“公示”的机会，一回朋友聚餐的美食，一条小狗的新装，一次旅行的小插曲，一幅自家孩子的小画作，等等日常的见闻和琐事，都成为微信圈里的通用性展示话题，尤其是裸露身体已经成为日常的表演。有时，为了获得“点赞”，这些主动的话题发起者还自设竞猜题目，比如，你知道照片上的景观是哪里？照片上的人是谁？此类故弄玄虚的设问，就是要等着朋友圈的赞美。有些80后“小清新”们还将自己旅行、睡觉、吃饭的图片发在微信圈里，急迫地进行设问。对于这些过度自恋的展演者而言，我“微”故我真，我“秀”故我在。一切深度皆丧失，唯有造成神经短路、思想锈蚀的“秀逗”，才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感觉。⑧然而，此类表演秀却很少得到回应和赞美，偶尔被点赞的朋友也许是睡在下铺的室友。狂发各种图片已成为上瘾者的流行偏好，而在微信中暴露隐私也屡见不鲜，尤其是身体展演的方式层出不穷，“无节操”式的暴露甚至成为获得关注度的手段。表演者将身体作为展演的道具，关于身体的审美已演变为肉体的暴露。尽管如此，微信成瘾者却难以获得“芙蓉姐姐”、“天仙妹妹”之类网络红人的知名度，甚至连几个“点赞”都难以呈现。此类自我暴露式的展演，根本没有区分前台和后台的关系，将自我进行透明化的放大，却在费尽心机之后，茫然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陷入越展演、越寂寞、越焦虑的困境。 其次，微信成瘾者沉醉于圈子消费而导致自我“缺位”。由于微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添加朋友，偶尔的扫一扫、摇一摇便会新增不少新朋友。这固然有利于增加“偶然性相遇”的机缘，也可以扩大微信圈的信息来源和交流途径。但是，微信毕竟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化媒体，它一方面可以使用户融入“微时代”的信息潮流之中，但另一方面却需要用户进入网络联系的节点之中，成为虚拟世界的一个客体。因此，它是主我与客我、主体与客体、祛魅与魅惑的杂糅。理性的用户应该适度地运用微信进行社交与信息共享，一旦微信成瘾则导致自我迷失和消费迷乱。由于过度关注自我，微信成瘾者往往会不断观看“朋友”的表现，一个议题、一张图片、一段视频，虽然是日常生活的小插曲，但许多微信成瘾者却视为生活的仪式，迫不及待地发起议题，有时实在没有人回应，便只好自问自答。这种博名的心理，势必导致微信成瘾者不断追逐新的话题，如果自己缺乏表演的话题，便需要通过转发提升自身的影响力。因此，他们便不断地刷新朋友圈的链接，寻找合适的文本进行转发，并急切等待下一个点赞。所以，许多微信成瘾者本身便成为信息复制的媒介。“不转发、就会死”，他们认为，从朋友圈发来的单个文本具有“观赏”价值，每条转发的信息都会对其朋友圈有用，因此，他们极度紧张地浏览各种链接，对于“心灵鸡汤”和煽情话题尤为看重，不断“分享到朋友圈”，并自以为在为朋友提供精神食粮。显然，此类具有无数通道的超级链接，并非为某个微信用户的专利，微信信息的高度重复性已表明许多转发不仅没有意义，还极大了影响了其他朋友圈的阅读质量，造成信息过剩和视觉疲劳。因此，微信成瘾者过度地进行信息消费，并利用信息的无成本消费让渡，使圈子文化充满着大量无聊、无用和重复的信息。而许多“转发”不仅没有促进其他读者的价值认同，反而因为此类复制文本的泛滥而对转发者感到厌恶。从这个层面上看，过度消费和转发朋友圈的信息，尤其是不加分辨地转发各种谣言，极大地损害了微信的公信力，导致微信圈的散发式个体被迫进行混浊的信息接受和再消费，这不仅没有提高转发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反而导致许多用户“设置朋友圈权限”，不愿接受这些狂热转发者泛滥的链接。因此，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，他们沉醉于圈子信息的自我制造和重复传播，造成“不见树木、不见森林”的双输结果。既没有有效地提高自身的影响力，也没有为圈子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。 再次，微信成瘾者的虚拟化生存导致现实自我的社交焦虑。“我微信、故我在”，微信上瘾者已经在网络上构筑了一个新的虚拟交往世界，他们已经成为网络多面人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只有看微信就才能确定“我是谁”。人们常常调侃“世界最遥远的距离是，我在你身边，而你却在玩手机”，现在玩手机已经演变为“玩微信”。现实当中的“我们”，由于有了微信的存在，既便是见到久违的朋友，也缺乏交流与沟通的欲望，手机和微信似乎成为人体的器官，许多人通过浏览微信来表达主体存在。既便是多年不见的同学聚会，大家相见无语，却在对着微信傻笑，人机对话似乎远比面对面交流有意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朋友见面也越来越疏于交流，甚至连一个正视对方的眼神都难以见到，更难以深度沟通。但是，在虚拟的空间里，微信成瘾者却自愿展示隐私，毫无顾忌。现实的社交焦虑和虚拟的社交狂欢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多重而矛盾的自我在两个世界中游走，使“我”的身体、思想产生分裂。在虚拟的交往世界中，心与身，灵与肉是分离的，对于微信成瘾者而言，上线便是一种游走的方式，如何说、说什么都不重要，对话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他观看微信，犹如检阅一座虚拟的剧院，只要有足够的观众即可。他需要热闹，需要打发时光，需要自我消遣。至于他为何而来，交谈有何价值，则不要进行意义的建构。这种交流很难体现人的“自反性”价值，是自我导向与他人导向的矛盾性结合。但是，情感、记忆是人性的基本标识，微信成瘾者的社交泛化却很难体现真情、专注和关怀，这就导致虚拟社交的无意义漂移，交往双方都很难通过对话建立互信、增进感情。沉溺于微信交往的成瘾者拥有了一个看似庞大的圈子，一旦“下线”，却找不到几个可以谈话的朋友。相反，“越微信，越疏远”似乎是一些现实社交的写照。 版权归来源及作者所有 ▼ 编辑：王小雪 |
